中国经济轻踩刹车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增长9.2%，明显高于“十二五”期间GDP增速定调7.5%的目标。当然全年GDP呈逐季回落的态势，由于中国经济的减速，四季度外汇占款开始逐月减少，12月更是剧降千亿，海外热钱流出加速。尽管中国经济减速是定局，但并不那么悲观。经历了11月跌破荣枯线之后，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重新站上了扩张与收缩的临界点50%，为50.3%，显示经济下滑之中仍有暖意。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也显示，四季度企业景气指数持续位于景气区间。
　　投资主动减速明显。步入后4万亿时代，2011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速为23.9%，实际增速16.1%，其中12月投资增速延续了前11个月的回落态势，并达年内低点。投资的明显回落与房地产、铁路等的投资乏力有着密切关系。在楼市调控的主因下，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增长20%，增速同比回落了5.3个百分点。而且，截至去年12月，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已经连续6个月出现下滑，并逐步接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两者的差距仅为4%左右。而在2010年，两者差距为12.76%。倘若不是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支撑，房地产投资下滑将会更加严重。
　　同时，铁路投资规模明显压缩。根据铁道部年初的公告，2011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总规模为8500亿元，但随着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贪污东窗事发和7?23铁路撞车事故的发生，铁路投资政策风向改变，铁道部一度陷入资金紧张局面，直至获得国家财政一笔超过2000亿元的融资支持后才有所缓和，但铁路投资的速度大大放缓。中华铁道网8月份对23个铁路建设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去年铁路工程建设仅有三成正常施工，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透露的情况则更为严峻，正常施工的仅占10%，约九成项目都已停工，或缓建，全国范围内停工的铁路项目里程，在1万公里以上。
　　“限”字当头之下消费增长明升实降。与2010年不同的是，2011年家电、汽车等刺激消费政策陆续退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调控楼市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不少城市纷纷出台了限购房、限购车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市和车市的消费。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速为17.1%，基本维持常态，但若考虑到通胀因素，消费增长实际上是被侵蚀的，实际增长为11.6%。而商品房和汽车的消费量下降明显，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12.1%，比上年回落6.8个百分点；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只有2.45%，增速为13年来最低。
　　尽管2012年商务部大消费刺激政策呼之欲出，“节能环保，新消费模式”或将成为下一轮消费刺激的关键词，但经济增长蛋糕分配失衡下，居民收入增速跑不赢GDP、跑不赢财政收入、跑不赢国企利润的怪圈，始终是中国消费难以有效扩大的根源，短期的刺激消费政策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况且，通胀阴霾并未完全散去。2011年全国CPI同比上涨5.4%，远超年初4%的预期目标。控通胀是去年中国宏观调控中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三率”（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齐升。在30年来数量紧缩力度最严厉的利剑之下，CPI终于从7月份最高位的6.5%开始缓慢下行，至12月降为4.1%，创15个月新低，也是连续5个月回落；而PPI也持续下降。但在“春节行情”和冬季天气的作用下，农产品价格再次进入上涨通道，近期蔬菜、肉类、水产品、粮油产品的价格涨速明显加快，多个蔬菜品种较11月下旬价格涨幅超过五成，这对通胀又形成一定压力。
　　在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下，通胀问题依然是一道挥之不去的坎，此CPI涨幅能否hold住将是横亘在中国经济面前的黑天鹅事件。实际上，作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重量级部委的发改委和央行，近期先后发出了“对通胀不能掉以轻心”和“对于抑制物价上涨过快还不能放松”的政策信号。
　　外贸方面喜忧参半。喜的是，在外部经济低迷和人民币升值强劲的情势下，201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刷新年度历史纪录，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其中，全年出口18986亿美元，增长20.3%。而民营企业出口显著增加，前11个月全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5700亿美元，同比增长30%以上，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3。在“扩大进口”的政策引导下，全年进口17434.6亿美元，增长24.9%，高出同期出口增速4.6个百分点。
　　忧的是，中国出口已进入减速通道，2011年12月中国出口1747.2亿美元，增长13.4%，延续过去5个月的下滑趋势，作为出口风向标的广交会上达成的订单情况也不甚理想，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形势将面临极大压力，国家发改委初步确定今年外贸进出口增长预期目标仅为10%；进口在12月十分意外的出现大幅下滑，增速只有11.8%，而进口增速在11月份还维持着22.1%，今年进口能否继续维持两位数增长将存疑。作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和不少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需求减速一方面意味着国内经济下滑的态势，另一方面可能也将加剧全球经济降温。
　　总的来看，虽然2011年中国经济赢得了不低于9%的GDP增长率，但一方面外部形势依然并不乐观，欧美经济复苏仍乏力，包括法国在内的9个欧元区国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近日又被标普公司下调，中国出口贸易继续承压。另一方面内部忧患也在不断增加：楼市泡沫依然坚挺、地方债务压力尚难有效化解、金融系统风险不断累加、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中小企业“三荒”（电荒、钱荒、用工荒）之困待解、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换挡减速的中国经济，忧虑的不是增长数量而是质量，这需要产业升级和创新的突破，更需要体制改革的二次突围。
　　投资保驾稳增长内忧外患之下，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已成定局，市场担忧经济下滑风险的悲观情绪占据上风。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了2012年中国经济的政策基调—“稳”字当头。尽管中央用的是稳字基调，但政策有时候往往只做不说，倘若经济减速超出预期的话，稳增长现实中还可能被保增长替代。
　　那么，2012年中国经济拿什么稳增长呢？从现在的情势看，虽说欧美经济继续恶化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外部经济低迷一时半会难有大起色，中国靠出口增长支撑恐怕难担大任；尽管有关部门对推出刺激政策促进消费增长雄心勃勃，但居民收入增长的蛋糕分配失衡非一日之功能扭转的。因此，答案清晰的指向了投资这驾马车。实际上，投资将是2012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头号驱动力已然显露出一些迹象。
　　首先，中西部地区仍是投资拉动经济的热土。山西已明确将2012年确定为“项目落地年”，力争使项目落地率达到50%、落地资金超过1万亿元，全省投资增速定为22%。重庆在去年GDP高达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的基础上，今年仍将GDP目标定在13.5%的高位，而投资毫无疑问将继续保驾。实际上，山西、重庆的大投资模式仅仅是中西部省市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缩影，倘若加上已出台的20多个国家级区域规划的项目落地，投资拉动将是2012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而中西部地区会是热土。
　　其次，铁路基建等缓建或停工项目的复燃也是投资的重要支撑。尽管2011年铁路基建投资放缓，现实中多条铁路建设也受到很多影响，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发出了保投资的明确信号——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很显然，那些已批准开工的在建停工项目的资金需求，是中央明确表态进行支持的，这也意味着铁路等项目建设属于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下信贷有保有压的“保”行列，铁路基建的复燃或将与保障房、水利基础设施等建设一起让“铁公基”难退潮。
　　第三，央地合作项目将是投资开花的助推者。2011年国资委先后与天津、山东、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市实施了战略合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对接，10多个省的企业代表团与中央企业签下了超过6万亿的合作协议。安徽省是央地合作的典范，截至2011年11月底，安徽省与中央企业累计签约项目674个，投资规模17983亿元。如果说2011年是央企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年，那么2012年将会是项目合作的落地年，这也将成为投资驱动的另一重头戏。
　　夯实实体经济在1月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从温总理的讲话来看，政策导向开始重视发展实体经济，社会资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意味着在外部经济环境低迷、出口增长不能太指望的态势下，中央对目前国内实体经济投资环境趋于恶化的高度关注。此前，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这是以往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来没有如此强调过的。
　　作为社会财富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兴衰，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在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却时不时伸向市场，行政干预的力量常常显现，特别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实体经济经营环境变得日趋糟糕，本应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民营企业并未获得平等的地位。正是如此之环境，社会资本纷纷避实就虚，造就了国内这些年炒房、炒股、炒艺术品、炒农产品、炒钱等泡沫的不断出现，而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愈发堪忧。
　　社会资本之所以纷纷涌入虚拟经济，疯狂地炒这种商品那种商品，根源还是利益惹的祸，说白了就是这些领域的利润太高了，钱来得快也太好赚了。目前国内制造业领域不少行业的利润不足5%，投资机会越来越少，许多企业只是靠着低成本优势和薄利多销在维持着稀薄的利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炒字当头的一些虚拟经济领域利润却十分可观，连不少炒家都感慨这钱来得太容易了，这也就不奇怪为何许多上市公司纷纷进军房产领域或者热衷加入到高利贷的游戏中。
　　现在中央政策剑指实体经济，寄希望扭转实体经济产业处境尴尬的局面，但在市场化改革已进行到深水区的今天，不破釜沉舟在体制这个根基上下真功夫，政策之剑恐怕难收成效。例如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体制要改变，横亘在民营资本面前的“3座大山”（融资难、税负重、管制严）要打破，行政型政府要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等等。要真正夯实实体经济，让社会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不“悬空”，就必须在动刀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从政策、财力、资金、税收等多维角度来完善民营企业发展的投资环境。否则，如果只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或者只是又一次出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的话，那么恐怕是很难有所成效的。